原標題：“不中立，不缺位”：澳門華人抗戰是抗戰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抗戰時期的澳門是“中立區”，沒有被日軍占領，也沒有發生過戰事，所以在世人印象中，澳門似乎與中國抗戰并無太多關聯。然而歷史并非如此，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到1945年抗戰勝利，澳門華人社會從未中立、也從未缺席。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澳門人義無反顧、挺身而出，憑借澳門特殊的國際舞臺環境，通過持續不斷、形式多樣的救亡活動，書寫了“孤島”華人抗戰的壯麗畫卷。

5月7日，“澳門與抗日戰爭”史學論壇暨《抗戰時期澳門日志》首發儀式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本次會議由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華南師范大學、暨南大學等科研院所的十余位抗戰史學者與會，二十余位澳門歷史文化社團負責人和中學歷史老師代表也參加了會議。

會議合影

澳門華人抗戰：不中立，不缺位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所長林發欽教授介紹，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澳門民國史尤其是抗戰歷史的關注處于滯后狀態，使澳門華人社會參與抗戰救亡的故事，在中國抗戰史、華南抗戰史乃至澳門通史及斷代史著述當中鮮有記錄，澳門抗戰專史的研究也基本屬于空白。鑒于此，在201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中西文化研究所啟動了以“澳門與抗戰”為主題的《抗戰研究叢書》系列項目，旨在通過扎實研究揭示歷史真相，彌補中國抗戰史研究的不足。

“澳門與抗戰”研究包括澳門華人抗戰歷史研究、整理中文報刊資料、開展口述歷史、搜集歷史影像、展示澳門抗戰文物、舉辦澳門抗戰學術活動等。經過數年的持續研究和推進，已經出版了《澳門人的抗戰》、《孤島影像：澳門與抗日戰爭圖志》、《平民聲音：澳門與抗日戰爭口述歷史》、《抗戰文獻文物圖錄》、《澳門與抗日戰爭》、《抗戰時期澳門日志：中文報刊視野下的戰時澳門社會(1931—1945)》等階段性成果。

部分成果

澳門華人抗戰史內容極其豐富。如林發欽主編的《澳門人的抗戰》一書深入挖掘文獻和影像史料，分“共赴國難”“救亡賑難”“同舟共濟”“巾幗烽煙”“熱血青春”“孤島影像”“平民聲音”“故紙留痕”“和平降臨”等十個專題，對澳門華人各界支持祖國抗戰、抗戰時期華人社團、澳門婦女、教育界的抗戰救亡活動，戰時澳門青年前赴后繼、灑血抗戰前線的英雄事跡，以及澳門華人賑濟難民、難童與英美諸國難民等史實作了概要論述，系統地向世人展示了澳門華人抗戰的歷史全貌。

又如王熹、林發欽編著的《抗戰時期澳門日志：中文報刊視野下的戰時澳門社會(1931—1945)》分為上下兩冊，百余萬字，以年、月、日的時間敘事脈絡，著重記載了抗戰時期澳門地區發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生活以及抗戰救亡與賑濟難民等情況，為研究者提供了宏觀背景及微觀具體的史料。

1937年12月，澳門中國婦女慰勞會成員聆聽史良律師的抗戰動員演講后與史良（前排左四）合影

此外，中西文化研究所還對抗戰時期中文報紙中的18000版澳門史料進行了系統整理，數百萬字的《故紙留痕：抗戰時期澳門中文報刊資料選輯》即將出版。與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合作建立的“抗戰時期澳門中文報章文獻資料庫”已進入測試階段，為該資料庫整理抗戰史料多達200萬字。

林發欽將澳門華人抗戰概括為“不中立、不缺位”，他指出其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持續時間長，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前后14年時間，不同時期各有側重與特色。二是形式多樣，通過救亡宣傳、購買救國公債、義演義賣募款、購買藥物輸送前線、組建救護隊與救護團、青年奔赴前線殺敵、收容難民難童、贈醫施藥施粥施衣、籌款協助難民回鄉等方式支持祖國抗戰。三是華人社會廣泛參與，其中包括澳門商會、鏡湖醫院與同善堂的領袖與華人精英，文教界名流及澳門本土與外來各學校的師生，華人社會各階層民眾，甚至從內地、香港等地到澳門避難的社會名流、著名畫家等，積極響應抗戰救亡號召，不分貧富貴賤，不管能力大小，通過出錢捐物積極參與抗戰救亡運動，匯成了南陲“孤島”全民抗戰的局面。

1939年“八一三”兩周年澳門各界獻金紀念合影

在學術研究之外，中西文化研究所還致力于歷史文化的教育、研究和普及推廣。近年與澳門不同的社團和機構合作，開展口述歷史、史料整理、文獻電子化和專題研究等工作，并透過出版、展覽、電視紀錄片和報章專輯等形式陸續發布研究成果。將學術成果轉化成社會普及讀物，向社會大眾尤其是青年學生傳播，促進歷史文化教育工作的發展。

推進澳門抗日戰爭研究

在稍后的主旨演講以及下午的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就如何深入澳門抗日戰爭研究等議題展開熱烈討論。

討論會合影

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左雙文教授認為，抗戰時期的澳門有很多內地城市沒有的“元素”，以澳門15萬人口以及其地域面積，對抗戰所做的貢獻遠遠超過內地同等規模的城市。華南地區廣州、香港等重要城市紛紛淪陷，只有澳門沒有被占領，所以其特殊性特別值得關注。雖然沒有一場戰役發生在澳門，但是澳門非常深入地參與到抗戰之中，與內地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澳門抗戰的研究也應如此，不僅要運用本地視角，也要將之放在華南抗戰視角、全國抗戰的視角下來看。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院長葉農教授指出，從澳門史來看抗戰史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角度，澳門是個“吃喝玩樂”的城市，抗戰時期澳門歌伎在各界人士中捐款最多，也可以從側面反映澳門對抗戰的參與之深。

《抗日戰爭研究》主編高士華研究員指出，在資料的使用上，除了中文材料外，與澳門相關的葡文、日文材料也應予以重視；也要關注社會中下層的材料，看決策是如何具體執行的。社科院近代史所虞和平研究員指出，澳門抗戰研究應當與內地相結合，關注比如澳門華商會等機構，同時也應關注葡澳政府行為；另外，展開量化研究（如澳門抗戰時期人口）也可以更加直觀地說明澳門在抗戰時期的經濟能量有多大。

1939年9月3日，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六、七隊出發留影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行龍教授指出，中西文化研究所的澳門抗戰研究注重口述歷史、影像歷史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應當繼續保持；與此同時，學術研究也應該與社會互動起來，運用歷史學、人類學等多學科視角。北京大學歷史系臧運祜教授也認為，“死”的資料好找，“活”的材料要更加珍惜，澳門抗戰研究應該繼續發掘、收集口述史料；另外，中西文化研究所的澳門抗戰數據庫可以和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等合作，進行學術資源共享；再者，今后可以進一步關注國共兩黨抗戰時期在澳門的資料。

杭州師范大學袁成毅教授認為，要進一步推動澳門抗戰研究的深入，應該在全國抗戰圖譜中尋找澳門的地方特色，重點關注澳門對中國抗戰的援助等問題。社科院近代史所黃道炫研究員也強調要關注澳門的特殊性，澳門位于中國邊緣，是西方列強在中國攫取利益的表現，這也賦予了澳門非常特別的身份、空間，可以書寫與內地抗戰不一樣的抗戰史，以及澳門“中立”狀態給時人帶來的獨特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