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香港東華三院的醫療空間：西醫如何成為帝國統治的工具？

作為香港東華三院（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的前身，創建于1870年的東華醫院（Tung Wah Hospital）最初是一家由當地華人領袖創辦的以中醫藥為唯一治療方法的中醫醫院。為促進東華三院的西醫化進程，殖民政府通過多層官僚體系并利用1894年鼠疫危機和20世紀30年代醫院財政危機強制要求東華三院引入、發展和擴張西醫服務。而在殖民權力的干預下，東華三院經歷了從傳統中醫空間向現代西醫空間的轉變過程；而到20世紀40年代，就其留醫（住院）服務來說，東華三院更是成為以西醫藥為唯一治療方法的西醫醫院。

東華三院醫療空間性質的轉變具有相當明顯的象征意義，它不僅體現了西方醫學的擴張性與殖民權力的強制性，而且還標志著西方醫學科學性與優越性的話語論述及其實際治療效果逐漸為香港華人社會所認可和接受。正是如此，以中醫藥為創院原則的東華三院卻成為近代香港西方醫學傳播與實踐的重要空間。更重要的是，其轉變背后體現的還是不同權力關系的消長。在某種意義上，中醫空間的萎縮與消亡則反映了東華三院作為一個華人準政治空間所擁有的政治影響力與社會代表性的日漸衰退。簡言之，殖民權力是通過醫療空間的西醫化而實現東華三院的“去政治化”。

東華三院標志創院背景與概況

在1870年東華醫院創建之前，可以為華人提供醫療服務的空間是一個并非出于醫療用途而事實上也會有病人到那里接受治療或等待死亡的地方——“義祠”。義祠創建于1851年，當時殖民政府為避免華人社會中的隨意棄尸現象，便撥地讓華人興建以供奉祖先牌位和擺放靈柩之用。后來義祠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收容難民和垂死病人的地方，其間也會有病人或家屬延請中醫生來診治。不過，義祠很快被發現根本不適合作醫療用途，其惡劣的衛生條件和混亂的管理格局也引起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關注；而1869年義祠丑聞事件（其惡劣的衛生條件被當地和英國媒體曝光）最終促使政府開始整治義祠和考慮華人的醫療問題。最后，在殖民政府、華人領袖與全港華人的共同努力與支持下，香港第一家華人醫院——東華醫院于1870年奠基，并于1872年正式開幕。

1872年東華醫院總理合影考慮到華人對于西方醫學與政府醫院的偏見與抵制情緒，殖民政府與華人領袖都一致認可擬籌建的醫院應該具有相當明顯的“華人性”特征；而這種特征可以闡釋為東華醫院的創院原則與宗旨，即它是一家完全不同于國家醫院的“由華人管理，并免費為貧病華人提供中醫藥治療服務”的華人醫院。

東華醫院正是以華人所熟悉的中醫藥服務為內核而逐漸減少了他們對于醫院這一新式醫療空間的陌生感與排斥情緒，因此，在短短的時間內，東華醫院便廣受香港華人社會的歡迎。而在日常運作中，東華醫院的中醫藥服務卻經常遭受政府醫官與歐人社會的尖銳批評，他們不僅懷疑中醫藥的實際治療功效，而且堅持認為東華醫院是與時代不合的。東華醫院甚至被認為根本不具備醫院資格，在政府醫官和大部分歐人看來，它跟義祠沒有太大區別，他們甚至將其形容為“死亡之屋”或“恐怖之屋”。針對東華醫院存在的各種弊端，政府醫官一再強調，為了改善醫院的醫療功能和啟蒙中國人的心智，東華醫院必須引入西醫。因此，早在東華醫院正式開幕的1872年，政府醫官就曾建議醫院應該撥出一部分病房用于西醫治療或者在港島的其它地區設立一個用西醫西藥治療的醫局。不過，該計劃并沒有實施，直到1894年香港鼠疫的爆發才讓殖民政府有足夠的理由向東華醫院施加改革壓力，而改革的主要內容便是如何引入西醫這個核心問題。

盡管遭遇上述批評和挑戰，東華醫院還是竭盡所能為全港華人提供盡可能廣泛和優質的醫療服務。不過，隨著殖民地華人人口的日益增加，醫院病床供應也逐漸緊張。尤其是在政府于1925年建立九龍醫院之前，九龍地區沒有一家醫院，于是1906年一部分華人領袖提議在九龍興建另外一家華人醫院。1911年5月位于九龍油麻地的廣華醫院竣工并于10月正式開幕?；谕瑯釉?，位于香港島東區的東華東院于1929年11月開幕。為加強三院的行政管理與資源整合，三院于1931年實現統一管理，統稱東華三院。

與東華醫院相比，在醫療服務上，廣華醫院與東華東院從創院開始就是中西醫共存。在1897年東華醫院引入西醫開始，這三家醫院對于推動西方醫學在華人當中的傳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上所述，東華醫院最初創建的目的是為了向那些厭惡和害怕西方醫學的華人提供中醫醫療服務，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卻很快成為西方醫學傳播的主要場所。而這種態度轉變之迅速也是很多政府醫官所始料不及的。以東華醫院來說，在1897年引入西醫之后，醫院入院病人中選擇西醫治療的比率迅速增加，到20世紀30年代末，這個比率已經遠遠高于選擇中醫治療的比率。而在門診方面，盡管西醫門診數仍然少于中醫門診數，可是西醫門診的服務內容不斷擴張，甚至在兒科、婦科、產科和眼科等?？品辗矫娅@得了專治權。

當然，東華三院西醫服務的發展，除了華人患者對于西醫治療效果的主動認可和醫院董事局的積極支持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殖民政府的強制性醫療干預。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隨著東華三院財政危機的加劇，殖民政府便以增加補助為名，趁機全面干預東華三院行政、醫務與財政權，而1938年醫務委員會（Medical Committee）的成立則標志著東華三院醫療服務西醫霸權地位的基本確立。

醫務委員會成立之后，在涉及中醫廢除與西醫擴張的諸多議題上，東華三院董事局與西醫和政府官員占多數的醫務委員會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張。盡管醫務委員會的三位醫院董事局代表力挽狂瀾，但是終因西醫聲音的絕對優勢和政府財政補助的諸多限制，以及當時中西醫治療效果的可能性差異，東華三院的中醫服務也難逃逐步被壓制的厄運，而醫院的整體醫療服務也日益呈現中消西長的趨勢。在日治時期，東華三院因為面臨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和中藥短缺，最終于1945年7月8日董事局會議上決定東華醫院與廣華醫院的免費留醫內科病人全部采用西藥治療。至此，東華三院長達75年的中醫留醫服務宣告結束。同中醫留醫服務一樣，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對于東華三院中醫門診服務的影響也是相當大的，因為中藥供應的緊張，在同一次董事局會議上，醫院決定中醫內科門診贈醫不施藥，而中醫跌打門診只施外敷藥，內服中藥則贈方不施藥。至此，東華中醫門診長達75年的“贈醫施藥”傳統也發生改變，從此中醫門診基本上只限于贈醫，而不再免費施藥。

就這樣，西方醫學逐漸在原本以中醫中藥為唯一治療方法的華人醫院中確立其霸權地位，而這個醫療空間的“華人性”也因為西方醫學的絕對壟斷地位而日益呈現“西方性”，即東華從最初的中醫醫院逐漸發展成為西醫醫院，尤其在留醫服務方面。

殖民醫學視角

冼玉儀博士有關東華醫院早期歷史的研究盡管沒有涉及1897年東華醫院引入西醫之后的歷史。不過，在某種程度上，她已點出了本書試圖考察的一個核心問題，即殖民地的西方醫學與本土醫學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西方醫學的推進及主導地位的確立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殖民權力的實施與運作，及其背后所隱藏的殖民主義意識形態與文化價值觀念。正如她指出：“傳染病使得西醫生對東華醫院的巡視和干涉成為一種例行程序。之前，中醫只是作為一種不幸的現象被藐視或忽視，但是現在西醫生開始直面這個問題。他們可能闡述西方醫學的優越性，并試圖以此啟迪中國人和在思想上贏得他們的支持與認可，但最終他們借助國家強制力量的支持強加他們的觀點?！谝粋€殖民地的處境中，強迫一個致力于本土醫學實踐的機構接受西方醫學就已體現了文化帝國主義的特征，而且，代表西方醫學的政府干預將一場文化和思想沖突轉換為一種社會和政治對抗?！?/p>

其實，這個問題便是學術界爭論相當激烈的殖民醫學的研究范疇。這個爭論的焦點在于：在殖民地推行的西方醫學是帝國統治的工具，抑或是對被殖民者的恩惠與福利？

從18世紀歐洲帝國向外擴張以來，因為帝國統治的需要和殖民地醫療與公共衛生的需求，逐漸有發展殖民醫學的呼聲。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在歐洲殖民主義的歷史敘述中，醫學在殖民地的發展被視為英雄般地對抗殖民地疾病的手段，是殖民者對殖民地的一大貢獻。這種史觀基本上是立足于殖民者的角度以肯定殖民統治對殖民地公共衛生與醫療事業發展的貢獻，它顯然忽視了殖民統治對于殖民地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更重要的是忽視了殖民地疾病的爆發和蔓延與帝國擴張的關系。即使在殖民主義持續衰弱之際，許多學者仍然堅持醫學是殖民主義中較值得稱頌或唯一的優點；他們并有證據證明，不管殖民主義怎么不利于政治，但是，卻帶給非洲人和亞洲人實際的利益。

不過，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陸續有學者開始質疑這種殖民醫學的人道主義宣稱，從過去的勝利者的眼光轉變為反思醫學與殖民主義的經濟、政治及文化史間的相互關系。他們認為醫學儼然是一種殖民者向殖民地推進殖民勢力、實施政治權威與社會控制的有力工具。法國思想家弗蘭茲·法農（Franz Fanon）引領了這方面的研究，他認為殖民醫療服務的組織機制是更為廣泛的殖民體系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他嚴厲地指出，“在殖民地，醫生是殖民主義、壓制和剝削的重要組成部分……醫生和醫學教授是殖民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在他們的最為可怕的和可恥的實踐中，歐洲醫生積極地與殖民當局共謀?！?/p>

沿著這種思考方向，醫學逐漸被建構為帝國統治的工具，丹尼爾·赫德里克（Daniel Headrick）在《帝國工具：19世紀的技術與歐洲帝國主義》一書中，指出包括醫學在內的各種技術都是歐洲列強得以殖民成功的關鍵因素。在這種學術脈絡下，學者們開始全方位地反思殖民醫學，卡爾·帕特森（Karl David Patterson）、羅伊·麥克勞德（Roy MacLeod）和大衛·阿諾（David Arnold）等人繼續探討了殖民醫學的相關議題，包括西方醫學（公共衛生）如何成為帝國統治與殖民擴張的工具，西方醫學為何是帝國意識形態與文化價值觀念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及西方醫學如何成為贏得被殖民者支持與信賴的手段。

盡管有些學者也會注意到殖民醫學對于被殖民者帶來的可能好處，不過，總體上當前的殖民醫學研究過分地突出了西方醫學對于推動殖民統治的意義和對于被殖民者的壓制及其消極影響，更有學者認為殖民醫療服務實際上是帝國統治的霸權過程的一部分。假如暫且認同這些觀點，那么我們要問作為帝國統治工具的西方醫學對于當地人健康的改善起著多大的作用呢？這個工具的社會和經濟成本是什么呢？殖民當局利用這個工具的背后動機是什么呢？西方醫學的殖民性是不是一定會影響殖民醫學可能帶來的有利于被殖民者的積極結果？殖民醫學服務的對象在這個被稱之為霸權建立的過程中又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呢？他（她）們是消極的、被動的接受者又或是積極的、主動的參與者呢？面對著這些問題，如果我們的焦點始終集中于殖民者的身上，始終以殖民者的帝國利益為考慮的出發點，那么就永遠無法捕捉到被殖民者的真實體驗。

正因如此，本書試圖通過對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的考察來分析西方醫學如何成為加強殖民統治與傳播帝國意識形態與文化價值觀念的重要手段，以及西方醫學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和提高當地人的健康與醫療水平，及其作為西方醫學接受者的華人大眾與作為被西方醫學排斥對象的中醫又是如何理解與看待西方醫學的。因此，本書的考察不僅關注西方醫學擴張過程中殖民權力的自上而下的運作與實施過程，同時也強調來自被壓制對象的針對殖民權力的自下而上的抵抗策略。當然，本書也強調面對被殖民者的抵抗，殖民權力的實施者在不影響其統治根本利益的情況下，也會適度地做出某些讓步與妥協，以避免過度干涉與壓制而可能造成的更為激烈的抵抗活動。

綜觀目前有關殖民醫學的研究現狀，可以發現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對西方醫學在整個殖民地社會的傳播過程的考察，這種考察主要圍繞殖民醫療服務、殖民地公共衛生以及疾病控制與預防的分析。這種研究方法顯然忽視了殖民地社會的地區差異，其中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而將整個殖民地社會視為一個西方醫學傳播的同質空間。就以殖民地社會的城鄉差別來說，殖民政府在城市與農村地區推動西方醫學發展與擴張的策略與途徑也是相當不同的。

但在做出宏觀比較之前，細致深入的具體分析則是基礎。因此，將考察對象集中于一個諸如醫院的醫療空間則有助于我們從更微觀的視角審視西方醫學傳播與擴張的基本特征及其背后所潛藏的殖民主義邏輯。在某種意義上，醫院作為伴隨殖民主義而輸出的一種西方發明，它不僅是西方醫學全球化的傳播渠道，同時也是現代醫學實踐的關鍵場所以及醫療權威和西方文化的強勢象征。正因如此，通過對于醫院的微觀分析將有助于更好地考察西方醫學與殖民權力之間的互動關系。

今天的東華醫院

為什么是東華醫院（三院）？

那么，又為什么是東華醫院（三院），而不是政府醫院、教會醫院或私家醫院呢？顯然，這種選擇也直接反映了東華醫院相對于其它醫院的另類特征所在。近代中國出現的絕大部分醫院（包括教會醫院、中國政府醫院、殖民政府醫院和私人醫院等等）從創院開始就是純粹的西醫醫院，而東華醫院則是一家由當地華人領袖創辦的以中醫中藥為唯一治療方法的中醫醫院。因此，東華醫院是一種混合和具有中式內容的西式醫院，即所謂的“西瓶裝中酒”。與當時在中國出現的教會醫院和殖民政府醫院不同，它們盡管為中國人提供服務，可是它們卻是由西方人管理和根據西醫方法治療的。在某種意義上，東華醫院被認為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家完全按照西方醫院標準設計的中醫醫院。而它也成為此種醫院模式的典范，在東華醫院創建之后，澳門鏡湖醫院（Jinghu Hospital, 1871年創建）、廣州廣濟醫院（Guangji Hospital, 1893年創建）和方便醫院（Fangbian Hospital, 1901年創建）、新加坡同濟醫院（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1885年提議并于1892年落成）、舊金山東華醫院（Donghua Hospital of San Francisco, 1888年提議創建，不過該計劃因美國政府不承認中醫生醫療資格而最終難產；1900年舊金山華人創辦東華診所，1925年該診所發展成為一家華人醫院）、越南堤岸福善醫院（Fushan Hospital, 1901年創建）和廣肇醫院（Guangzhao Hospital, 1907年創建）、以及泰國曼谷天華醫院（Tianhua Hospital, 1907年創建）等華人醫院也在中國和海外華人社會中紛紛創建。

醫院作為一種醫療空間，對于當時中國人來說是相對陌生的，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們求醫方式基本上是到私人診所（診所基本上也是家的一部分）就醫或邀請醫生到家診療。東華醫院卻以華人熟悉的中醫中藥為內核而逐漸減少了他們對于西方醫院這一新式醫療空間的陌生感。因此，在短短的時間內，東華醫院便廣受華人社會的歡迎；相反，華人對于政府醫院仍然具有相當的排斥與抵制情緒?？墒?，作為醫療空間的東華醫院很快就遭受來自歐人社會與政府醫官的批評，他們視這種不中不西的華人醫院為一種災難，更懷疑其是否應該可以稱為“醫院”。顯然，在西方人或政府醫官的眼中，東華醫院已經成為維護和助長被西方醫學視為迷信、落后與無知的中國醫學的頑固堡壘。在他們看來，如果要徹底根除東華醫院的醫療暴行與潛在弊端，唯有向其滲透和擴張西方醫學。毫無疑問，東華醫院這一醫療空間已經成為西方醫學與本土醫學相互角逐的競爭場所。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通過考察東華三院的西醫引入及其中西醫醫療服務的變遷將有助于我們了解西方醫學與本土醫學之間錯綜復雜的多元關系，其中不僅包含西方醫學的擴張性與侵略性，同時也涉及本土醫學的防御性與抵抗性。如果選擇政府醫院或其它西醫醫院，或許我們只能看到西方醫學在一個醫療空間中的單向傳播和擴張過程，而無法了解本土醫學為了生存而采取的應對與抵制策略。

除了東華三院的這種獨特特征之外，本書選擇東華三院作為考察對象的另一個考慮是基于它的多重功能，即東華三院不僅僅是救濟空間和醫療空間，同時它還是一個準政治空間。顯然，對于這種多重空間性質及其空間性質變革的考察將有助于我們從更為多元的視角審視東華三院、華人社會與殖民政府之間的多重關系。

正是基于上述多重考慮，本書試圖以1894-1941年，東華三院引入西醫的過程，西醫引入之后的中西醫互動關系以及中醫不斷萎縮和西醫不斷擴張的歷史過程為敘事主軸，進而考察圍繞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所發生的殖民政府與華人社會、殖民政府與東華三院、東華三院與華人社會、東華三院董事局與永遠顧問、以及西醫（生）與中醫（生）之間的復雜關系。而這些復雜關系背后隱藏的則是殖民權力的微妙運作過程以及它對東華這一醫療空間的滲透與改造意圖。本書最后則以上述內容為基礎而總結性地分析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過程中殖民權力的運作特征以及它對東華三院醫療空間性質的生產與改造。

東華三院文物館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

通過概括性分析，本書最后得出以下兩點初步結論。第一，為促進東華三院的西醫化進程，殖民政府通過多層官僚體系并利用鼠疫危機和財政危機積極推動東華西醫的引入、擴張與乃至霸權的確立，從而加強對東華三院的進一步干預與控制，這充分體現了在西醫霸權確立和東華控制過程中殖民權力所體現的壓制性與支配性的一面。

不過，這僅僅是殖民權力的一個面向，除強制和壓迫手段之外，霸權的形成和確立還依賴于被統治者對統治者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觀念的默認或接受。體現在本書中，這種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觀念便是殖民政府和政府醫官所建構的關于西醫優越性與西方文明性的論述話語。

隨著殖民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對于西方醫學與公共衛生宣傳與教育的推動以及東華三院西醫服務的發展，作為西醫服務接受者的華人患者、作為醫院管理者的華人董事局以及作為中醫維護者的中醫生都開始逐漸認可和接受這套有關西醫優越性的話語論述，并在實際行動上支持與推動東華西醫服務的進一步發展。顯然，在短短的40多年間，東華三院西醫服務之所以如此迅速獲得華人的認可與接受，不是單靠政府或西醫的強制推行所能實現的，其中一個更為關鍵的因素是華人對于西醫治療效果的主動體認。

當然，殖民權力的運作并不是單向的，除了由殖民者施加的政治支配與意識形態支配之外，殖民權力也會遭致被殖民者的各種形式的消極或積極抵抗。同時，面對被殖民者的抵抗，殖民權力的實施者在不影響其統治根本利益的情況下，也會適度地做出某些調整與讓步。

第二，在殖民權力的干涉下，東華三院空間多樣性的特征在不斷發生改變，以體現東華三院慈善精神的救濟空間不斷被體現醫療化趨勢的醫療空間所取代。而就東華三院作為醫療空間而言，殖民權力的主要目標是實現這一空間從傳統中醫醫療空間向現代西醫醫療空間的轉換。綜觀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到東華三院從一個純粹的中醫醫院逐步發展為中西醫共存的醫療空間，而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就其留醫服務來說，東華三院更是成為一個以西方醫學為唯一治療方法的西醫醫院。

而新舊醫療空間的轉變，其背后體現的更是不同權力關系的消長。在某種意義上，中醫空間的萎縮與消亡其實反映的是東華三院作為一個華人準政治空間所擁有的政治影響力與社會代表性的日漸衰退。更為重要的是，東華三院醫療空間性質的變化凸顯了空間的象征性力量，即從中醫空間向西醫空間的轉變不僅是西醫服務的擴張，更是西方醫學科學性與優越性這一體現殖民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價值觀念對于被殖民者宰制的確立，或者說被殖民者所默認和接受。

當然，權力的運作離不開物質空間的支持，正如法國著名思想家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空間是權力、知識等話語轉化成實際權力關系的關鍵”。顯然，東華三院作為醫療空間有助于殖民權力向華人社會的“毛細血管式”的微觀滲透，并以此規范華人的醫療觀念與實踐和遏制東華三院董事局作為華人社會的政治力量而可能產生和擴張的反殖民影響力。上述權力與空間的互動關系也點出了本書選擇“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為題的原因與意義所在。

（本文摘自楊祥銀著《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1894-1941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